为什么中国人的头发最值钱?

“非洲的米歇尔知道吧?第一夫人,米歇尔的头发就是我们村做的。”经人提醒“米歇尔是美国人”之后,周金花觉得没差别,反正就是最有名的黑人女性,戴的是许昌生产的假发。

可如今,许昌的假发行业,早已经步入冬季。

文 |易方兴

编辑 |金汤

运营 |小小

你的头发正在涨价。

身为中国人,你可以为自己乌黑、垂顺的发质自豪。在河南许昌,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假发生产基地,一家假发厂的老板刘少阳有些骄傲,“我们中国人的头发,是所有国家头发里发质最好的一种,也最适合做假发。”

所以也最贵。

但他随即有些难过。今年,因为疫情导致收头发困难,国内头发价格上涨了20%以上。60厘米的中国“顺辫发”,收购价能给到3000元以上。这样的价格,已经是东南亚头发的三倍,依然有价无市,“好的长头发越来越不好收了。”

假发是许昌的支柱产业。在这座以“造假”闻名全球的城市,像刘少阳这样,在假发产业链上的工厂数以千计。据统计,整个许昌假发产业从业人员有30万人,供应了全球一半的假发,平均每天在全球销售4万套。按照这个数据,平均每两秒钟,就有一顶来自许昌的假发卖出,戴在了某个人的头上。

可这一年,受到疫情的持续影响,这个容易被普通人忽视的行业正在遭受剧烈的震荡。许昌假发的代表龙头企业瑞贝卡,今年上半年报显示,2020年上半年,瑞贝卡集团净利润为1117.15万元,比去年同期骤降了约90%。

大企业利润缩水尚能维持,对刘少阳这样的小企业来说,现金流一旦断裂,就是生死困局。今年真人头发的涨价,只是他需要发愁的事情之一,除此之外,他还要为找不到手工钩织工人发愁,还要为在国外假发的销路发愁。

采访的时候正值初秋,可许昌的假发行业,早已步入冬季。

▲河南许昌。女工正在加工假发。图 / 视觉中国

大洋彼岸

需求并未消失。

在南非的中产阶级顶级的购物天堂Sandton City,当地老板Agona已经焦虑了一个月。

他在等一批货物——从中国河南许昌发来的假发。

南非,作为整个非洲大陆疫情最严重的国家,累计确诊已超60万例。而南非最严重的地区又属开普敦港。大量的港口装卸工人染病,港口一度关闭,进口的货物普遍出现了停滞,其中就包括当地最受欢迎的中国假发。

Agona的假发店位于Sandton City中心的曼德拉广场。店内贴了张巨大的彩色海报,中国的手制假发标注在最显眼的位置,28英寸假发卖7500南非兰特,折合人民币3000块出头,相当于当地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。但即便是疫情中,假发依然供不应求。

不过,现在货柜滞留在港口,Agona没有假发可卖了。

而在地球的另一端,中国的假发工厂老板刘少阳也在发愁中。全球物流受阻,非洲商人发愁买不到,他发愁卖不出。他的工厂里有20余名工人,疫情闹得最厉害的时候,厂子三个月几乎都发不出工资。如今国内疫情控制住,假发厂才重新开始运转。

▲某假发加工企业的保税料件专区。图 / 视觉中国

周金花是他的厂里20多名工人之一。对这个河南许昌的68岁村民来说,非洲的疫情离她既远在天边,又近在眼前,近到通过假发厂里机器的运转就能感受到。

经过上半年的做做歇歇,她现在终于开始忙碌了。周金花把手里的一捆头发往钢篦子上甩去,再用力往外一拉,就像是把成捆的稻谷往地上砸使其脱粒那样。这在假发生产中称之为“打发”。反复十几次,这捆乱头发就顺了。

手里的活儿不停,周金花嘴上更关心的还是结了婚的儿子,以及马上要念初中的孙子。非洲对她来说,已经突破了她的想象力边界。“非洲是在中国东边还是西边?”但这并不妨碍她产生自豪感,“非洲的米歇尔知道吧?第一夫人,米歇尔的头发就是我们村做的。”经人提醒“米歇尔是美国人”之后,她觉得没差别,反正就是最有名的黑人女性,戴的是许昌生产的假发。

就是这样一个家族式的假发厂,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往非洲出口了8万顶假发。想象一下,数以万计的非洲女性头顶的假发,都经历过这个68岁中国河南农村妇女的手的情景。而她从这项“跨国生意”中,得到的报酬是每小时19元。在过去的十多年里,她成功的依靠“打发”这门手艺,给儿子在许昌市区的房子赚到了首付,如今,边打发还能边聊天,对她来说更像是解闷。

不过,今年上半年,周金花每个月的收入波动太大,多的时候能到6000元,少的时候可能只有几百,她可能想不到的是,能决定她每天做几个小时的不是她自己,也不是她的老板,而是北美、非洲、东南亚、中东和朝鲜。

假发产业,可能是全球化中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商品,因为中国人很难理解,为什么每个非洲女人都要买那么多假发戴。在这个漫长的产业链条上,东南亚和中东女人们的头发被收集起来,经过朝鲜或是国内的手工初加工,然后在许昌制成假发,最后出口到北美和非洲。任何国家的蝴蝶扇一下翅膀,都会让这个产业的洋流掀起波浪。

而周金花所在的许昌,就身处在这个链条的中心地带。

▲图 / 易方兴

村工厂

若不是门口放着一筐废弃头发,很难想象这个如此普通的农村民房会跟假发厂有什么关系。9月20号,许昌才下过雨,村里的道路积着泥水,院墙外,扁豆杂乱的生长,盛开出旺盛的白色小花。这里没有路标,没有厂牌,只有隐约的“擦擦”声,那是生产假发的三联机发出的声音。

在许昌周边,每一个村宅,都有可能藏着一座假发工厂。这并不是什么高深复杂的工艺,走进院子,只要待上三五分钟,就能够理解假发的生产过程。

假发厂老板刘少阳说,从大的环节来分,假发的生产分为四步。第一步是把收来的真人头发初步处理,理清发头和发尾,去除白头发,称之为“开料”。“最好的头发是顺辫发,由于价格贵,比较难收。业内有的假发厂就以次充好,把梳头掉下来的乱头发经过酸洗、去毛鳞片,当做顺辫发来卖,这样的假发佩戴寿命很短。”

而刘金花负责的“打发”环节,是假发生产的第二步,在周金花家,老人在篦子上拍打头发。说是篦子,更像是一个钉子板,混乱的头发经过钉子板,理出头绪,分好长短,这样一来,就为接下来的“档发”打好了基础。

在许昌,档发的“档”,是个动词,意思是把头发按照长度分成不同的档,形成可供加工的发条。为了便于整理,一般是取10、12、14英寸这样的双数长度。在附近的禹州市做了30多年假发行当的周伟,如今已经是当地资历最老的师傅之一,但档发的来历远比他的年龄要久得多,“从1900年就开始啰。”那一年,当地一个叫白锡和的村民,遇到一个德国商人,第一次知道原来头发还能卖钱,合作做起了头发收购和出口的生意。等到了1933年,当地县志上讲到泉店村头发交易的盛况:“每年贸易额,亦恒达数百万。”

从那个时候起,假发的全球化就扎根在了这里,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。在流水线上,档发这一环节,很多时候依然要依靠人工来完成。

在假发厂里,吴桂芬的工作是把分好档的头发,用不同颜色的绳子捆扎成发条。一条发条通常100g,拿起来是一根柔顺的乌黑辫子。现在,她正在捆扎头发里最昂贵的一批货,因此格外小心。20英寸的头发,也就是约半米长,这样长度的头发,每100g光成本价就要350元。

第四步是把发条在三联机上制成发帘。到了这一步,就到了机器自动化的环节。三联机是假发制作的核心设备之一,看上去就像是三台并排的缝纫机,作用是把头发丝均匀地缝在一根线上。处理好的发帘就像是头发做成的窗帘。此时的头发都是笔直的黑发,到了这一步,假发也基本完成了一半。也只有当头发制成了发帘之后,才有了进一步缝制在假头皮上,制成假发的可能。

三联机的“擦擦”声让周金花觉得安心。只要机器的声音还在,意味着产业链条依然在运转。如此一来,当地的由农民转型成的工人们就有饭吃。这可比种地强多了,“一亩地辛苦一年也就千把块钱,在厂里干一个月等于种好几亩地。”

▲图 / 易方兴

最后一步,就是把发帘子缝制到假的“头皮”上了。根据客户的要求,有的客户要求卷发,我们就需要把发帘卷在一根铝管上,用高温让其定型。定型之后,通过手工或是机器的方式,把发帘加工成假发套。

“这最后一步讲究就多了。”刘少阳说。不同的假发造型,体现的是不同国家的审美,“假发甚至可以说是国外流行的风向标”。根据弯曲的形状,又分为水烫波浪式(water wave)、深水波浪式(deep wave)、稍微卷( jerry curly)等十几个种类。外国人的喜好常常几个月就会发生变化,比如现在,非洲比较流行的就是yaki发,那是一种蓬松的直发。

在许昌,头发还有一个别称,“黑金”。无论哪个国家,要长到这样及腰的长发,通常意味着三年时光。但不同国家的头发,发质的特色各有不同。周金花干了这么多年的档发活儿,收来的头发一到手上,就能辨别出是哪个国家的头发,八九不离十。

周金花谈兴起了,把手上的活儿停下来,尽管这辈子还没出过省,但说起来头发时,眼睛里放出光:中国女人的头发通常又黑又直,是做假发的上好材料。早些年,朝鲜女人也把头发剪下来卖钱,但发质更粗、更结实,并且不好褪色,因此没法染浅色。而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头发就是目前假发行业用得最多的头发了,越南、缅甸、柬埔寨的女人头发都差不多,她们的头发比中国人细,偏软,只有颜色上的细微差别。目前跟中国女人头发最接近的要数印度头发,当地人有留长发的习惯,并且焗、染的较少,因此多用在高端假发产品上……

老人捻了捻手里的头发,又对着光看了看颜色,“这是越南女人的头发。”

她说对了。

卖头发

不过,如今,收头发正变成一件难事。

许昌的收头发产业跟假发生产密不可分。曾志在许昌收了三十多年的头发,他说,对收头发来说,国内最好收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“那会儿我们整个村的男人都外出去收头发,因为比种地赚钱啊。”他记得当初是父亲带着他,去安徽、河北等地的村子里收,哪里穷去哪里,每天骑着自行车,挨个村挨个村的吆喝。

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,许昌人把收头发的生意做遍了全国,形成了一张网。全国各地的头发,通过这张网,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许昌来。这奠定了许昌成为“假发之都”的根基。

早些年间,中国只能进行最初级的工艺,一般出口一些发条到国外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,瑞贝卡的创始人郑有全开始决定走高端路线,直接制成假发,打入欧洲和美国市场。有了这样成功的先例,许昌的假发产业开始逐渐壮大,也是在那之后,许昌有了建设成全球最大的发制品产业基地的计划。

▲河南瑞贝卡集团公司局部。图 / 视觉中国

不过,随着国内的头发越来越难收、越收越贵,许昌人开始把收头发的目光转向了国外。

“今年好头发价格上涨了20%。”许昌的曾志收了十年的头发,今年的头发是最难收的一年。要在往年,他这个时间已经在柬埔寨或者越南的某个村子里了。收头发的方式,与几十年前在国内农村如出一辙:雇佣当地人,一个村一个村的吆喝。

在柬埔寨的金边,曾志认识了当地的头发贩子Gan。Gan告诉他,尽管这些年缅甸发展迅速,但背后依然有很多穷人,“有人卖身体,有人卖头发。”每到4、5月份, 都是当地卖头发旺季,18岁到60岁的柬埔寨女人们,排着队卖头发,15英寸的头发能卖12万柬埔寨币,相当于200多块人民币,这个价格,几乎是中国女人头发价格的五分之一。

对于头发,曾志有着特殊的感情。早年间,收头发只不过是他种地之外的一种补贴,最早的时候去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区域去收头发,后来只能去国外碰运气了。那次决定改变了他的生活。他联系上缅甸的一个华侨,自己带着计算器就去了,第一天钱包就被抢了,靠着朋友接济才把生意谈成。如今他帮两个儿子在郑州付了买房的首付,自己在许昌的许扶运河边也安了家。

他在乎头发,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头发。“显微镜下,头发就像蛇一样,通体是有鳞片的。我要找的头发,是顺辫发,头发的鳞片的顺序都是规律排列的。这样的头发,才能做出来最好的假发。”

今年,他的收头发计划因为疫情泡汤。按照相关法规,由于未经加工过的人发属于“固体废物”一类,在我国是不允许进口的,所以无法走正规贸易渠道流入国内,由此衍生出一些灰色渠道来,“现在,疫情导致这些渠道走不通了,直接进口头发变得很难。”

周金花们所在的假发行业,面临的除了原材料难以进口的难题外,还有另一个人们可能想象不到的困境。“现在整个假发行业都没办法,都在等朝鲜开放。” 许昌一家假发厂的厂长张巧说。

▲某假发厂里工作的女工。图 / 视觉中国

对于高端假发来说,在经历过档发的环节之后,需要把一根根头发手工缝制到发网上,这一步骤称之为钩织,不仅费时费力,而且考验技术。早些年间,全世界最好的钩织工人都在国内,如今国内人力成本上涨,假发钩织环节已经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朝鲜。

许昌的张巧已经玩转了跨国贸易,她在朝鲜建了自己的手工钩织厂。头发初加工后直接发到朝鲜,手勾完成之后,运回许昌进行最后的加工、造型和贴牌。“在朝鲜的罗先市,工人每个月平均工资是600块人民币左右,而且技术很好,要在国内,1200块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做。”

疫情打乱了这一切,近几个月,朝鲜不能通关,朝鲜所有做加工的包括假发,都停掉了。假发圈内,甚至发起了一场“寻找国内手勾工人”的活动,结果还是失败了。钩织就像播种,不但要看行距,还要看株距,还分为单层、递针等多种手法,短时间内根本学不会。

蝴蝶翅膀的扇动,终于也影响到了周金花。

9月底,她得到最新的消息,档发的活儿很可能要停一段时间了。因为朝鲜那边假发加工的开放可能又要延后了,而印度那边的一批头发原料也因为疫情耽搁了。国内的实体店,假发的销售也不理想,存货还够卖。

那一刻,她又变回成了一个农民。她甚至想起家里的地来,快要10月份了,是不是可以种点菠菜了?

迭代

变化正在悄悄发生着。

对黑人女性来说,假发是刚需。用南非的假发店老板Agona的话说,黑人的头发又短又卷,长不起来,“平均每个黑人女性都有五顶假发。”

刚需对资本来说,意味着市场,哪怕是在疫情面前。对假发这个行业来说更是如此。

Agona决定直接和许昌的工厂联系。在过去,他都是向南非当地的经销商取货,如今,货迟迟不到,他不想再等了。另一方面,许昌的假发厂家发现,受疫情影响,实体店的假发卖不出去,被迫把假发挂在了一些跨境电商平台上。

▲河南许昌,第二届发制品跨境电商大会上的时尚假发。图 / 视觉中国

“寻找国内手勾工人”的活动也终于有了音讯。一些在之前坚持使用国内工人钩织的厂家,渐渐浮出水面。一名厂长说,国内的人工费比朝鲜贵了两倍不止,但把这些年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钩织团队放弃又舍不得,没想到,这次疫情里,国内的钩织工人成了绝对主力。

自然,周金花种点菠菜的愿望也落空了。飞跃大洋的订单陆续而至,虽然不比鼎盛期,但假发厂也正在逐步复苏,小院里,又响起了三联机的擦擦声音。(文中人物皆为化名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