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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微纪录：焦虑的年轻人，走进植发手术室）
“我这个长相，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？直到我开始脱发。”《脱口秀大会》中，95后脱口秀演员徐志胜将自己的脱发经历写成段子，博得了哄堂大笑。
国家卫健委2020年数据，中国有超过2.5亿人脱发，将近每6个人里面就有1个脱发；这2.5亿人里超过65%的人在30岁之前出现脱发，比上一代人的脱发年龄提前了20年。
为了摆脱头发带来的“容貌焦虑”，越来越多人选择了植发手术。 “植发第一股”雍禾植发登陆港股的招股书显示，2021年1～6月该公司收入超过10亿，较2020年同期增长75.1%，这些收入主要来自植发服务，而植发人群中近6成是90后。
钛媒体影像《在线》第116期采访了三位年轻人，他们有人年薪百万却因脱发而为婚恋发愁，有人作为老板因为脱发而怕被年轻同事“嫌老”，还有人因为朋友的玩笑而对自己的“大脑门”耿耿于怀，他们走进了植发手术室，想用一条不后退的发际线来对抗焦虑。
不想在国外“躺平”，回国第二年就开始脱发
植发手术前，医生为肖敏设计发际线
尺子定位、眉笔打点，植发医院的诊室里，医生在肖敏的脑门上反复设计着新的发际线。
不同形状的发际线，对人脸有不同的修饰作用：偏圆的秀气，偏方的阳刚。比划了30分钟，肖敏敲定了“偏方”的方案：下调发际线，在41平方厘米的脑门上植入2700个毛囊。
植发手术并不能增加头发的整体数量，而是“拆东墙补西墙”：将人后枕部（后脑勺下部）的毛囊移植到需要头发的地方，从视觉上解决头秃问题。
单从外观来看，植发手术可以分为剃发植发和不剃发植发两种。按一般市场价格，剃发移植单个毛囊价格10～20元、不剃发20～40元，每个毛囊能长出1-4根头发。
肖敏选择了不剃发的手术，如果不算折扣，按照市场价计算，他这一轮的植发费用接近10万元。
在面诊室，肖敏向医生讲述了自己的脱发史：“大学时头发还很茂盛，毕业进入广告行业的第二年就开始脱发。”
比起“996”，广告行业的工作节奏更多是“007”。拍广告是一个连轴转的工作，为了节约成本、赶交片，肖敏很多时候需要“一个白天加两晚通宵”地工作。
长期不规律作息加上工作压力，肖敏眼看着“洗漱池里的头发越来越多”。
2015年，28岁的肖敏创业成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。最忙的那段日子，肖敏经常加班到凌晨两三点，接着早上9点开始提案。有时候出差去外地提案，一天换一个城市，他仍然保持着同样的作息。
2018年，公司进入高速成长期，扩充到20人，一年营收近2000多万，连续推出了诸如“只要心中有沙，哪里都是马尔代夫”等多个“刷屏”作品，受到了行业的广泛关注。
2019年，情况急转直下。连续几个客户暴雷拖欠项目款，很多大客户也开始缩减预算。
2020年初，疫情爆发。2021年，国家整顿教培行业，重要客户新东方、好未来等“全线收缩”，这让肖敏公司“雪上加霜”。
最让他焦虑的是裁员，“毕竟是一起奋斗过的兄弟”。但现实情况摆在眼前，不裁员公司可能连正常经营都维持不了。
公司人最多的时候有30多人，裁员后只留下了5个人。裁完员，肖敏感觉头发又少了，“突然照镜子的时候，感觉一下子老了十几岁。”
今年，肖敏35岁，他已经在广告行业干了近十年，脱发等级也达到了三级。
脱发大致可以分为七级，三级脱发表现为发际线明显脱落，最严重的七级，则是接近“全秃”状态。
碧莲盛植发的面诊室，杨大林在进行头皮检测
33岁的杨大林（化名）也被脱发困扰。
2017年到北京之前，杨大林先后在香港、多伦多工作了五年，从事金融行业。
在多伦多，公司每天五点下班，下班后老板总是劝他去玩，去吃饭喝酒，不要加班，“工作以外的时间没有人讨论工作”。
有一次加班，他还被同事打了小报告，第二天老板警告他“放假的时候你不要来工作”。“就像温水煮青蛙”，杨大林说，他开始害怕失去竞争力，于是选择回国。
回国工作第二年，杨大林开始脱发。发现自己脱发的那段时间，他刚好准备跳槽，正密集地参加面试。
“最长的一次笔试考了六小时，考的全都是智力题、数学题；也有公司用车轮战的方式，一天之内7个人轮流来面；最晚一次，我五点下班后，坐动车从上海到杭州，从晚上七点一直聊到凌晨一点。”
杨大林确信那次跳槽就是脱发的开端，那段时间每次洗澡，他手上“永远都是头发”。
“一天两天的话没关系。但连续一个月，每天一抓一把头发，人就会开始焦虑，压力越大头发掉得越厉害，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”
老板去植发，因为怕被年轻员工“嫌老”
杨大林的头发常年烫染，看起来像“自然卷”，但刘海下面，他的发际线在“一点点撤退”。
正常情况下，一般人的毛囊密度每平方厘米80个以上；但在头皮检测下，杨大林发际线的毛囊密度每平方厘米仅有35个。一般一个毛囊能长出1-4根头发，杨大林大多数毛囊都只有一根头发。
“3年前就有人说我秃了，我一直不信”，杨大林对钛媒体影像《在线》说，“我自己照镜子看不到”。
直到有一天杨大林和朋友出去玩，那天风非常大，每个人前额的头发都被吹了起来，有人拍了照，从照片中，杨大林看到自己头发被吹起来的样子，“真的很像广告里的秃头大叔”。
那之后，杨大林的头发开始被朋友开玩笑。有朋友把他头发被吹起的照片发在群聊里，劝他赶紧找对象，“不然秃了之后更难找”。
杨大林觉得自己身高长相都没优势，所以在找女朋友这件事上比较自卑，“秃头危机”加剧了他的焦虑。
从学生时代开始，杨大林“一直都非常顺”：高中保送到北京的一所985大学，又到香港、加拿大读研，之后进入金融行业，从分析师一路做到基金经理，年薪超过百万，还发行了自己的私募基金产品。
杨大林坦言自己对女孩的要求也比较高，但他也认为，能达到自己要求的女性，反过来对男性的容貌往往也有要求，“至少不能是秃头”，“当我颜值衰落的速度远远快于我的事业增长速度，我离心仪的女孩就越来越远了”。
肖敏确认最终设计效果
尽管没有来自婚恋上的压力——肖敏，早在几年前就结婚生子，但在职场和社交上，作为一家公司的老板，脱发给他带来很大的困扰。
传媒行业、尤其是广告公司，以90后、95后年轻人居多。肖敏对钛媒体影像《在线》说，由于脱发，他觉得自己看起来比实际上老十几岁。
有时候招聘、管理上出现问题，肖敏会把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：“我觉得工作和生活上，他们都跟我比较疏远，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跟这样一个老头子说话没啥意思”？
肖敏还从工作中感受到了社会存在的“偏见”。去给甲方提案的时候，他感受到有些甲方会将年龄作为衡量“是否有创意”的标准：“甲方看我，觉得这个人年纪稍微大了一点，可能不会有一些好的创意输出。”
为了“头包脸”，花9个小时植发
据卫健委2020年数据，中国2.5亿的脱发人群中，65.6%为男性。
“到我们这里植发的男女比例大概是1:1，来植发的人不一定是脱发，很多人就是想要一个更美观的效果。”北京碧莲盛植发中心一名医生介绍，“女生更有可能选择‘艺术植发’，这样的植发主要针对发际线、眉毛、胡须等，更接近医美范畴。”
王越与医生沟通植发方案
26岁的王越就是其中一个，她在北京经营一家会展服务工作室。
王越爱美、爱拍照，常常把照片发到社交网络上。有一次，一个闺蜜开玩笑地说王越脑门大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，“脑门大”开始成为王越的心病。
从那以后，无论是和朋友合影还是自拍，她修图都会先修额头。去年过年后，她养成了每次出门都戴帽子的习惯。
王越没有脱发的烦恼，但她对自己的脑门不满意。面诊医生给的方案是对发际线稍加调整，达到“三庭五眼”的黄金比例。
“三庭五眼”是指将整个面部按照“发际线到眉间连线”、“眉间到鼻尖”、“鼻尖到下巴尖”的范围分为上庭、中庭、下庭，三个区域比例是1:1:1。
测量之后，王越的下庭和中庭都是6.5厘米，上庭也就是额头部分是8厘米。医生认为上庭高度不能低于6厘米，否则会破坏比例。但按照6厘米画线之后，王越仍然觉得不满意，要求再调低，并最终调整到了5.8厘米。
王越想要“头包脸”的效果，这是当下比较流行的“审美标准”：颧骨宽度小于颅骨宽度，形成“头大脸小”的视觉效果，很多当红女星都是“头包脸”。
“头包脸”是由先天骨骼决定的，后天很难改变，但能通过修改发际线达到视觉上接近的效果。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，医生要从王越后脑勺提取3050个毛囊移植到额头，手术时间长达9个小时。
对王越来说，容貌焦虑似乎没有尽头。除了对脑门不满意，她还觉得自己下巴有点方，打算“植完发再去打点玻尿酸”。
35岁危机：同事来自清北、哈佛、斯坦福
肖敏植发、植眉后效果
疫情影响下，肖敏的业务连续两年都在缩减，他迫切需要一个积极的变化、一个突破点。
“你不可能改变行业，只能改变自己”。肖敏给了自己两个选择，要么用植发来解决长久以来的容貌焦虑，要么读一个MBA提升自己。
他选择了植发，因为“植发更轻量、简单，花费也更低”。
做完植发手术照镜子，肖敏感觉自己“变了个人”：“之前看起来像50多岁，现在就30多岁，跟我的实际年龄比较符合。”
肖敏还做了一个植眉，补齐了原本缺失的后半截眉毛。肖敏解释，除了容貌上的考量，植眉还有一层“风水”的意义：“广告行业还是信点风水，一个人的运势跟眉毛有关系。”
“比起容貌焦虑，更严重的是经济上的焦虑。我给自己5年，再认真干5年挣足够多的钱”，肖敏告诉钛媒体影像《在线》，5年后他40岁，父母将近70岁，孩子进初中，那时候将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。
“植发并不是一劳永逸的，如果作息方式不改变，工作生活压力没有缓解，植的头发一样会脱落”，植发医生告诉肖敏。
“如果头发再脱落，我还会继续植发”。未来5年，一条不后退的发际线，对肖敏来说至关重要。
杨大林在工作
“植发起码能让我在头发上的焦虑少一点。但是我的年龄焦虑还没有解决”。在周围人看来，杨大林已经是一个年薪超百万的“成功人士”，但33岁的他同样面临着“35岁危机”。
杨大林将植发手术安排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，一般来说植发手术后需要卧床休息一周，而杨大林在手术第二天就回公司上班了。
“虽然现在我还很拼，还有干劲，并且很多时候是公司的主力军，但是可能也就这么几年时间。”杨大林对钛媒体影像《在线》说，30到35岁比20多岁的人更有经验，但35岁之后，脑力和体力都会走下坡路，“相比20多岁的员工，他们对于公司来说逐渐没有性价比，可能面临被优化的风险。”
杨大林有着光鲜的履历和教育背景，但在他所在的环境里“也仅仅只是达到了最低门槛”。
杨大林面临着来自年轻一代的压力。在他同组里，80-90%的同事毕业于清华北大，公司里还有不少人来自麻省理工、哈佛、斯坦福等世界名校。
有应届生因为能力出众，第一年入职就拿到和杨大林同等数额的奖金。
去年下半年，杨大林发行了自己的第一支私募基金产品，但由于市场表现不佳，业绩没有达到预期，这增添了他的焦虑。各种压力叠加下，杨大林一度确诊重度抑郁。
杨大林希望能在35岁前完成转型，走上管理的岗位，他认为那样会让自己“轻松一点”。
“当然，还要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。”杨大林对钛媒体影像《在线》说，如果实现不了，就先实现一个小目标，“合法地挣到一个亿，以对抗其他焦虑”。（视频编导/摄影/剪辑/撰文 韦柳坤 编辑/陈拯）